辛亥革命結束了禁錮中國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華廣網18日刊載廈門市臺灣學會理事鄧允光的文章指出，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如今，兩岸人民正以不同方式追尋和實踐著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人們相互學習、互相促進，從而共同提升兩岸中國人民的福祉。對孫中山理想、精神最好的繼承和緬懷。

　　文章摘編如下：

　　100年前，辛亥革命風起云涌，統治中國200多年的滿清王朝轟然倒塌，禁錮中國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壽終正寢，世界東方誕生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起共和而終帝制，不僅是辛亥革命最大的理想，也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從“帝國”到“民國”，從“君權”到“民權”，從“私天下”到“公天下”，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其意義不僅僅在于推翻專制制度，而且使民主共和理念真正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中華民族從此翻開嶄新一頁。從這個意義上看，辛亥革命無疑是成功的，它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歷史豐碑。孫中山這位歷史巨擘引領了這次歷史巨變，可謂功載千秋、萬古流芳。為“終帝制”，孫中山義無反顧，愈挫愈奮；為“起共和”，孫中山歷盡艱辛，百折不回。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真正意義具有現代化特質的革命，它踐行民主立國、共和建國、憲政治國，中國政治從此開始邁入政治現代化的軌道，有力地推進了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政治現代化是政治由傳統走向現代的一種目標和過程，主要包括政治形式合法化、政治結構合理化、政治行為多元化三個維度。辛亥革命是對一個社會居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政治活動和政策進行一場急速的、根本的、暴烈的變革，取代了千年帝國，終結了皇權專制，抉破了王朝循環更迭的機制，使中國政治從傳統邁向現代，從而實現政治形式合法化、政治結構合理化、政治行為多元化。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憲政的理想絢麗多姿，實踐驚心動魄，貢獻功在千秋，但遺憾也如影相隨。辛亥革命無法超越歷史的主觀局限和客觀局限，導致其后民國有名無實。但是，作為一筆政治遺產，辛亥革命對于民主、共和、憲政的倡導與實踐，對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啟迪功能。　

　　民主規定權力的歸屬，共和規定權力的目的，憲政規定權力的運用方式。從發展趨勢來看，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政治架構必然是民主、共和、憲政三位一體的混合政體。在孫中山所要建立的“民國”里，“民權”將代替“君權”，“公天下”將代替“私天下”，“民主制度”將代替“專制制度”，人民“享有自由與權利”，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顯然，孫中山設計的也是一種集民主、共和、憲政三位一體的混合政體。這一制度設計，盡管存在諸多局限和不足，但基本體現了現代民主、共和、憲政的主要精神，符合三者發展趨勢逐漸融合的潮流，充分顯示了孫中山制度設計的前瞻性、進步性及實踐性。當然，除了政治遺產，孫中山留給后人最為寶貴的東西是“精神”——一種勇于嘗試、敢于實踐而非固步自封、安于現狀的開拓精神，這也正是兩岸人文社會科學最欠缺的基因。　

　　雖然孫中山過早地離開了他所留戀的事業，但他的理想、精神并未泯滅。如今，兩岸人民正以不同方式追尋和實踐著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孫中山振興中華的夙愿“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指出，不論民主主義或是共產主義都在變，兩者在競爭中相互影響、互相取長補短。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曾在長時間內被分隔開來。對于這一不幸的過去，人們已經無法改變。但是，如果這種不幸同時也產生了一些附帶的價值，人們沒有理由不加以把握和利用。兩岸四地相互分隔的歷史，使中國民眾分別生活在四個不同的空間，進行著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試驗，并獲得了關于不同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直接經驗。人們完全可以相互學習、互相促進，從而共同提升兩岸中國人民的福祉。我想，這是我們對孫中山理想、精神最好的繼承和緬懷。（本文作者為廈門市臺灣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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