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十問”之五——達賴喇嘛統(tǒng)治下的西藏人民有“民主”“人權”嗎？
如今，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在西方世界最愛談論的是“民主”話題，并儼然以西藏人民的“人權衛(wèi)士”自居。然而，曾在1955年到過西藏，親歷過舊西藏政教合一農奴制狀況的《俄羅斯報》資深評論員奧夫欽尼科夫卻說，把十四世達賴喇嘛說成是“人權保護者”的論調“絕頂荒謬且極端無恥”，“達賴對慘無人道的封建農奴制度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把他說成是‘人權保護者’，誣陷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推行漢化和種族滅絕政策，類似言論中只有三種成分：無知、無恥或出于私利背叛公正”。奧夫欽尼科夫是依據怎樣的事實，作出上述判斷的呢？
很多人都看到過這樣一段舊西藏的影像記錄：一個農奴主騎在農奴背上，農奴被夾在一列馬隊中不得不全力奔跑。眾所周知，在青藏高原這樣的高海拔地區(qū)，被迫狂奔是一種怎樣的折磨！而農奴主之所以選擇人而不是騾馬作為代步工具的唯一理由，竟然是“騎人”比騎馬更加舒適！
對勞動人民來說，在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tǒng)治下的舊西藏，連“做人的權利”都被無情剝奪了，哪里還談得上“人的權利”？
在舊西藏，占人口90%左右的是“差巴”、“堆窮”這樣的農奴,而另有約5%的人則是“朗生”——世代奴隸、奴隸主家“會說話的工具”。農奴一旦喪失勞動能力,就會被收回牲畜、農具、差地，淪為奴隸。無論農奴還是奴隸，都是農奴主的私有“財產”，可供賭博、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毫無人身自由。通過通婚限制、出生登記等嚴格控制，農奴的后代也注定要終身為奴。
在世界各地，逃亡，都曾是農奴遭受壓迫時的一種無奈選擇。在中世紀的英法等國，按照慣例，逃亡農奴一旦躲過追捕期限，尚有可能成為自由身。然而，在舊西藏，卻以法律的名義嚴禁任何人收留逃亡的農奴。事實上，正如民歌中所唱道的那樣：“山上有沒主的野獸，山下沒有沒主的人。”農奴即便逃離了一個領主的控制，也必然落入另一個領主的手中，永遠無法擺脫被奴役的命運。
舊西藏的領主和官家是世襲的，廣大農奴根本無法參與政事，更談不上選舉權利。而政教合一的統(tǒng)治者又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法律制定維護自身的特權。
圖表：舊西藏森嚴的等級制度 新華社發(fā)
生而平等，是人權的基本要義。但在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卻把人分成三等九級，位列下等下級的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僅值一根草繩。十四世達賴喇嘛就曾斷然驅逐身邊做事的人，僅僅因為他被發(fā)現(xiàn)是鐵匠的后代。
不僅如此，舊西藏還從法律上將封建農奴主的暴行合法化，其規(guī)定：“民傷官，視傷勢輕重，斷傷人之手足；主失手傷仆，治傷不再判罪。主毆仆致傷無賠償之說。”與此相對應，勞動者“喊冤”都是非法的：“向王宮喊冤，不合體統(tǒng)，應逮捕械擊之；不受主人約束拘捕之。”
事實上，今天達賴集團組建的所謂“流亡政府”，仍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治機構。德國周刊《我們的時代》在一篇題為《這并不關系到人權》的署名文章指出，“這些人，在他們統(tǒng)治期間肆意踐踏西藏人民的尊嚴和人權，今天卻裝出一副人權的維護者的面孔來”；“他們希望借助西方反華勢力，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只不過在今天的現(xiàn)實情況下，他們不能大聲喊出來。”這是善良的人們應該警惕的。（記者 邢宇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