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紅軍是以農民為主體組織起來的，紅軍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占多數。在這種條件下，如何克服黨內和軍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成為亟待解決的根本性問題。

　　毛澤東十分重視黨和軍隊的建設，早在井岡山時期就認識到，“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紅四軍出擊贛南、閩西后，在軍隊建設問題上領導同志之間產生了一些不同看法，軍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殘余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有所抬頭。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在大會選舉中，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到閩西協助指導地方工作。8月，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工作，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

　　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即九月來信）。這封信是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共中央會議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經周恩來審定的。指示信對紅四軍黨內發生的爭論問題作出了明確的結論，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干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12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這就是古田會議。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指示信，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勇于創新，提出了涵蓋黨的建設多方面內容的一系列獨創性原則

　　古田會議決議由八個部分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部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決議在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理論原則，比較系統地回答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

　　一是著重強調從思想上建黨。從思想上建黨，這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一大理論創新，也是古田會議決議的精髓所在。在黨的建設方面，決議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逐一分析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辦法。決議強調注重調查研究是加強思想建設的最主要方法，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主觀主義，強調必須“教育黨員用馬克司（原文如此，應為“思”——引者注）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借此來決定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了實際調查，便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

　　二是重視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在決議中，黨的組織建設是僅次于思想建設的第二大重要問題。決議開宗明義地指出：“紅軍黨的組織問題現在到了非常嚴重時期，特別是黨員的質量之差和組織的松懈，影響到紅軍的領導與政策的執行非常之大”，由此提出“改造黨的組織”的任務，目的是“使黨的組織確實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針對紅四軍黨內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意識的錯誤傾向，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即：一方面黨的上級指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要明白下級機關的情況，及群眾生活情況”；“一成決議，便須堅決執行”。另一方面，上級機關的決議“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及黨員群眾”，下級機關和群眾要詳盡地討論，以求徹底了解指示的意義，并決定執行的方法。決議還強調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決議不僅重申了“支部建在連上”組織原則，而且提出了如何加強的措施，從而豐富了“支部建在連上”的思想。針對紅四軍黨的組織松懈的問題，決議確立了一系列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舉措：規定新分子入黨的五個條件；提出各級黨部的任務“不單是解決問題和指導實際工作”，還有“教育同志的重要任務”；制定理順上下級組織的關系、開好支委會及支委以上各級黨部會議等各種措施。

　　三是提出黨內教育的重要性。在強調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重要性的基礎上，決議提出了黨內教育的迫切性問題，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這是“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肅清黨內各種偏向”“健全并擴大紅軍”的基本方式，并詳細列出了黨內教育的10種材料和加強黨內教育的18種方法。

　　四是突出宣傳工作的地位作用。決議賦予宣傳工作特殊重要的地位，指出：“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薄叭艉鲆暳诉@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就等于幫助統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

　　求真務實，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性和實效性極強的方法措施

　　對于紅四軍中存在的各種不良思想傾向和現象，古田會議及其通過的決議，并不是簡單地進行批評和批判，而是對其產生的諸方面原因進行深入細致的剖析，對癥下藥提出了一系列既務實又易于操作的糾正方法和措施。

　　一是剖析了各種不正確思想傾向和不良現象產生的原因和表現。決議的第一部分，列舉了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意識、絕對平均主義、唯心觀點、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的殘余等八種“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對每一種問題，都深刻分析其不同的來源和表現。

　　關于單純軍事觀點，決議分析其來源有四：一是“政治水平低”；二是“雇傭軍隊的殘余”；三是“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群眾力量”；四是“對于軍事工作沒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其表現形式有八：一是“承認軍事政治二者的對立，不承認軍事只是達到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二是“認為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仿佛，只是單純打仗的，不知道紅軍的任務，在意義上，是一個執行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八是“不顧主客觀條件，犯著革命急性病，不愿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只想大干，腦筋里充滿著唯心的幻想，這又是盲動主義的殘余”。

　　關于個人主義，決議指出其六種表現形式，即：報復主義、小團體主義、雇傭觀念、享樂主義、消極怠工、離隊觀念。對于其來源，決議分析“在于小農思想直到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到黨內”。

　　決議的第二部分“黨的組織問題”中，單設一節，專講一個非常具體的、看似比較小又比較重要的問題，即“怎樣使黨員到會有興趣”。對于黨員開會普遍無興趣的問題，決議詳細剖析了其產生的原因：一是“不明白會議的意義”；二是“決議案決議了不執行，或對上級請求事項很久，得不到答復，因此，減少討論的興趣”；三是“負責人事前沒有很好的準備，不準備議事日程，對問題的內容及環境不明了，問題應怎樣解決也沒有準備一點意見”；四是“主席輕易停止黨員發言，發言偶出題外，便馬上禁止他，他便只坐不做聲了，如發言有錯處，除停止外，還譏笑他”；五是“封建式的會場秩序，死板無活氣，到會如坐獄”。

　　決議第四部分“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從宣傳內容和宣傳技術兩個方面具體指出宣傳工作的缺點，包括“忽視群眾斗爭的宣傳與鼓動”“宣傳沒有時間性地方性”“宣傳隊不健全”“傳單布告宣言等陳舊不新鮮”“壁報出得很少，政治簡報內容太簡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等。

　　從以上幾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決議對黨和紅軍內各種不良傾向和現象不是簡單的羅列和批判，而是深入分析傾向和現象背后的原因。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分析不是流于表面形式，而是從內因和外因、主觀和客觀、表象和深層、必然和偶然等諸多方面進行，這就為下一步制定應對措施奠定了基礎。

　　二是制定了一系列靈活多樣和易于操作的具體措施。在透徹分析各種不良現象的表現形式及其產生原因的基礎上，決議聯系實際，制定了靈活多樣和便于操作的具體糾正方法。

　　對于單純軍事觀點的糾正方法，決議提出了五點意見：一是“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肅清單純軍事觀念的理論根源。同時還要肅清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殘余，打破四軍本位主義”……三是“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及群眾政權機關（蘇維埃）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黨及紅軍官兵”……五是“編制紅軍法規，明白地規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紅軍與群眾的關系，士兵會的權能及其與軍事政治機關的關系”。

　　對于個人主義的糾正方法，決議提出了三條應對措施：一是“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二是“處置事件，分配工作，執行紀律要得當”；三是“要設法改善紅軍的物質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時機休息整理，以改善客觀條件”。

　　對于黨員開會沒有興趣的問題，決議從大到小、事無巨細地提出了七項便于操作的糾正方法：一是“會議要政治化實際化”；二是“要把會議的政治意義時常對同志們提醒，尤其新黨員及工作不積極的黨員”；三是“決議不要輕易，一成決議，就要堅決執行”；四是“上級機關要快些答復下級機關的問題，不要拖延大（原文如此，應為‘太’——引者注）長，失了熱氣”；五是“負責人要事先準備議事日程。議事日程要具體化，對問題的內容和環境先要調查清楚，并對于怎樣解決先要想一想”；六是“主席對指導會議要采用很好的技術，要引導群眾的討論潮流奔赴到某一問題。但有重要意義的超出題外的發展，不但不要大殺風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這一發展的要點，介紹給大家，成立新的議題，這樣會議才有興趣，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同時會議也才能實現真正的教育意義”；七是“廢止封建的會場秩序，共產黨的會場要是反映無產階級之積極的活潑的爽快的精神，把這些做成秩序”。

　　對于宣傳工作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決議詳細指明了具體的改正措施。在宣傳內容方面，包括“發布一個具體的政綱，名曰紅軍的政綱”；“宣傳要切合群眾的斗爭情緒”；“到一個地方要適合那一個地方的口號和鼓動口號”，等等。在宣傳的技術方面，從明確宣傳隊的意義、宣傳隊的具體組成及其指揮和費用，到傳單、布告、宣言的審查和起草，以及具體郵寄方法和技巧，如“郵寄宣傳品，從郵件中夾帶宣傳品，或在郵件上印上宣傳鼓動口號”；從壁報的意義、名稱、內容、出版周期，到編印的注意事項，如“要快”“內容要豐富一點”“字要大點，要看得清楚”；從“非常之重要的”對白軍士兵及下級官長的宣傳注意事項，到“以大隊為單位在士兵會中建設俱樂部”，不一而足。

　　總之，古田會議決議這部誕生于革命戰爭年代的經典文獻，對加強黨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歷史啟示和現實指導作用。各級黨組織和主要負責人，應該捫心自問：在制定方針政策的時候，是否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是否囿于表面、流于形式？是否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古田會議決議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它有著常讀常新、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借鑒。

　　（注：本文系該書第九章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