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訪談|做好新時代古籍工作 讓中華文明在字里行間綿延不絕
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文運與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古籍作為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力量,蘊含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文化,更孕育著生生不息的力量。一部部經典的古籍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財富。如何整理?如何傳承?近年來,眾多學者為此而奔忙著。在6月14日,也就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到來之際,讓我們一起走進古籍傳承的故事。
今年62歲的杜澤遜教授是古典文獻學的專家,他與同事們歷時兩年,剛剛完成《永樂大典》標點本,也就是為《永樂大典》加上現代的標點符號。
成書于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的《永樂大典》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保存了我國文學、藝術、史地、哲學、宗教等方面的豐富資料,全書共22877卷,11095冊,約3.7億字。
令人惋惜的是,《永樂大典》正本至今下落成謎,嘉靖副本也是命途多舛,遭遇流散之惡,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發現的嘉靖副本僅有400余冊、800余卷及少量殘葉,總數不及原書的4%。
而像《永樂大典》一樣,眾多的古籍在數千年的歷史演進當中,或已失傳,或僅存殘篇斷簡。中華典籍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護、怎樣傳承?
2023年6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在考察中,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的一些典籍在歲月侵蝕中已經失去了不少,留下來的這些瑰寶一定要千方百計呵護好、珍惜好,把我們這個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當時,杜澤遜就在現場。
盛世修文的宏愿,蘊藏著習近平總書記深厚的家國情懷、民族情懷。做好《永樂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夠傳承下去,這也成為了眾多學者的工作目標。在杜澤遜看來,第一步就要解決“看不懂”的問題。
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杜澤遜:“古書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礙第一是繁體字,有的不認識;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就是沒有標點。《永樂大典》要想推廣、傳承,第一件事情——點開,準確點開,要把它斷開句,然后出版。”
標點聽起來容易,然而做起來卻是極大的挑戰。
山東大學黨委書記任友群:“《永樂大典》涉及各行各業,各種古代的技巧知識,單靠古籍專家不一定能夠完成。所以我們組織了70多家單位、200多位學者,包括一些農科、工科的學者,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
經過長期深入研究與不懈努力,專家學者們不僅為《永樂大典》添加了符合現代閱讀習慣的標點符號,同時還校正了原書在傳抄過程中產生的諸多錯誤。
《永樂大典》匯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七八千種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
因此,《永樂大典》的整理工作意義尤為深遠——每一頁泛黃的紙葉背后,都隱藏著可能增進學術認知的歷史密碼;每一個被重新發現的佚文殘篇,都在為中華文明拼圖補上缺失的重要板塊。
杜澤遜:“它叫《梁昭明太子事實》,昭明太子蕭統,有《昭明文選》,但是《梁昭明太子事實》這個東西人間應該沒有了,《永樂大典》還保存了兩段,那就不是零,只是有多和有少的問題。”
記者:“我看這有一個‘迷路小鳥’,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標簽在這兒呢?”
山東大學文學院研究生叢方怡:“《永樂大典》經歷了很多磨難,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頁,現在看到的這些資料,不能確定它到底來自于哪個書,就像一只小鳥飛回去,在廣闊天地里迷路了一樣。所以我們希望經過考證和進一步深入工作,能讓這些‘迷路小鳥’回到家里來。”
叢方怡告訴記者,隨著研究的深入,目前這些紙張在逐漸變少,回家的“小鳥”也越來越多了。
按照計劃,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會組合成一個“分書重編”版本的《永樂大典》,以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從完善古籍工作體系、提升古籍工作質量、加快古籍資源轉化利用等方面來促進古籍保護傳承工作。
如果說利用好、弘揚好這筆珍貴的遺產是時代的需要,是眾多古籍工作者的歷史擔當,那么古籍修復和保存則是這一切工作的基礎。
汪帆,浙江圖書館古籍修復師,正如她所說,眼前這一堆殘渣碎片,在我們外行人看來,似乎已“無藥可救”。但對于古籍修復師來說,他們要做的,就是讓這些破敗不堪的書葉“起死回生”。
今年5月,浙江圖書館啟動了文瀾閣《四庫全書》修復項目。作為項目主要負責人,汪帆和同事已經修書一個多月,但眼下他們遇到了一個大難題。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乾隆年間開始編撰,因分經、史、子、集,故名“四庫”,共36000多冊,總字數接近8億。
當時,《四庫全書》謄錄了七部,分藏南北七閣。在保存下來的四閣中,就屬文瀾閣本的命運最為坎坷。眼前我們看到這些損毀嚴重的書葉,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保護轉運過程中落入水中的部分,當時轉運的《四庫全書》大概有11箱3000多冊落水。
浙江圖書館黨委書記、館長胡海榮:“當時保存條件有限,沒法得到及時修復。這次也是一種嘗試,它不會再破損下去了,文物價值得到了很好呈現。”
修復,就是按照材料相似性原則,盡量還原它本身的樣子,紙張的選擇就十分關鍵。
浙江圖書館古籍修復主管汪帆:“最主要的一個科技手段就是對纖維材料的分析檢測,得出來的結論就是純竹料紙。我們這邊也有很多竹料紙,就拿出來一一比對,比對以后發現要么是顏色不合適,要么厚薄不合適,要么簾紋不合適。”
反復比對,反復篩選,根據檢測數據,并結合多年的經驗,最后,修復團隊和江西的一家紙坊合作,量身定制了一款修復用紙。
盡管有了合適的紙張,但修復工作依然困難重重。因為被水浸泡過,再加上被重物擠壓過,很多 粘連在一起,很難分開。
雖然很小心,但在揭開書葉的過程中,還是可能會有掉落的殘片。
用超薄皮紙在拼接處進行粘貼,還要修掉邊緣多余出來的部分,讓它盡可能地隱藏在書葉中。而像這樣的孔洞,就需要這次修復定制的竹紙進行填補。既要完整,又要牢固,還要融合,相比大塊的殘片,像這樣幾乎看不清楚內容的小殘片,修復難度更是難上加難。
目前,修復團隊已經完成其中三冊的主體修復,正在進行難度最大的殘片文字分揭、核對、拼接復原工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從《永樂大典》的整理,到《四庫全書》的修復,專家學者們執著守護,既是情懷,也是對中華文脈賡續傳承的信念與堅守。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古籍典藏浩如煙海。保護中華古籍的目的,在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其更好地貼近時代、走進公眾、服務社會。做好新時代古籍工作,我們才能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注入強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