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許”與“放手”背后，是對政策上一些有風險“灰色地帶”的放任，也折射出法律意識的淡薄

　　提起豫東黃河故道的蘭考，國人往往想到一個光輝的名字——焦裕祿，為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優秀縣委書記。而今，蘭考卻和另一個名字難解難分——袁厲害。

　　蘭考冬天里的一把火，奪走了袁厲害收養的7個孤殘孩子的生命，舉國為之心痛。媒體在對這樁慘劇尋根究底：袁厲害25年收養超過100個孩子，究竟合不合法？慘劇發生，是慈善之痛還是政府之失？其實，整件事情未必那么復雜。收養法很明晰，民政救助制度亦有規定，甚至當地的領導干部都坦承袁厲害“不完全具備收養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蘭考仍然出事了，責任人或許不僅僅是那位不識字的中年婦女。

　　請允許我們遙想一下，假如焦裕祿遇到袁厲害和她收養的孤殘兒童，會發生什么？袁厲害以“愛心媽媽”馳名久矣，收養行為持續25年，盡管收養條件極差，卻連當地110碰到棄嬰都往她這里送。因此，當地主要領導沒有理由不知道其人其事。“焦裕祿”碰到“袁厲害”的幾率，是很高的。

　　當年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對蘭考百姓感情深厚，忍住肝癌之痛率領全縣抗擊自然災害，群眾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逢年過節，他專往貧困戶家里鉆，他對一位病臥在床的老大爺說，“我是你的兒子”；有人要裝修他的辦公室，他說：“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蘭考面貌還沒改變，群眾生活還有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連想也很危險”，他還說：“黨把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沒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過安居樂業的生活，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祿遇到袁厲害，不管是建福利院，還是向周邊地區求助，都肯定不會讓這些孩子們處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