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京

　　 實習記者 楊春彥 張夢筆

　　 6月23日晚，《變形金剛4》的北京首映禮上，出現了一雙大筷子——這是柯利明和“筷子兄弟”送給導演邁克爾 貝的禮物。邁克爾 貝看上去很高興，對“筷子兄弟”中的肖央說，“我的下一部戲，將會出現新角色，就是筷子兄弟。”

　　 “你們會出現在下一部《變形金剛》電影里？”我問肖央。

　　 “希望他說話算數。”肖央笑道。

　　 這一幕看上去有些奇特。因為作為儒意影業執行董事、制片人的柯利明及主創“筷子兄弟”是同檔期上映電影《老男孩猛龍過江》的出品方代表。“競爭對手”如何站到了同一個舞臺上？

　　 “這是怎么做到的？”我問柯利明。

　　 “我們的《老男孩》，跟《變形金剛》不沖突。喜歡《老男孩》的人，同樣會去看《變形金剛》。因為我們都是老男孩，很多80后都是看《變形金剛》長大的。我們一直在說服他們：我不是來分票房的，我只是來助力的，所以他們沒有理由拒絕我們去。”

　　 據說邁克爾 貝看了肖央導演的《老男孩猛龍過江》，評價不錯，他從里面能看到美國八九十年代經典電影的表現方式。最終，《變形金剛》和《老男孩》進行了資源捆綁。“就是談嘛，這就是我的工作。”柯利明很自信，“我肯定是要‘無中生有’，做一些能幫助到我們電影的事。這幾年，我大量的時間、精力和應酬，都是為了這個電影最后的發力。”

　　 賣座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是柯利明和他的“儒意影業”主導投資的第一部電影，這是他津津樂道之處。大電影《老男孩》的投拍想法要比《致青春》要早，但出來得卻要晚得多。

　　 在過去的幾年里，微電影《老男孩》里的同名主題歌成了許多畢業之后聚會的同學在KTV里點唱的曲目。《老男孩》是微電影的標桿，從影響力來說，仍難有超越之作。

　　 微電影《老男孩》的拍攝是2009年開始的，走紅是在2010年，一晃好幾年過去了，仿佛大學新生變成了畢業生。“老男孩”從微電影變成大電影，這比旁人預料的要長。

　　 2010年，筷子兄弟瞬間爆紅之后，各種投資商、制片人都在找肖央。“但是呢，當年我不是一個專業的電影導演，我只是一個電影愛好者而已——盡管在當時我不那樣認為，但其實真的是這樣的。”《老男孩》——一部四十多分鐘的短片，肖央覺得用了超出他承受范圍的努力。就好像一個拖拉機的載重量是一噸，肖央載重了八噸，才把這個事情辦成了。

　　 除了“載重量”的問題，肖央還認為自己的情感在微電影《老男孩》上已經耗盡了。“我拍的東西能獲得大家的喜歡是因為我有真摯的情感。可是在短篇里，我已經把這個情感很淋漓盡致地表現完了。你再讓我去重拍，我沒有這個愿望，我也不興奮。”在那之后，肖央又拍了一些短片，而不是大電影。“我想再犯些錯誤，希望自己能夠對生活有更新的認知，我過去的生活還是太小了。”

　　 肖央比視頻里活潑亂跳的樣子要沉靜太多，很多時候，他都是低著嗓子在說話。“我也沒有老師，就自己在那兒自學，看片子，看書，自己試著寫劇本。短片像雜文，好的雜文作家也不一定是好的小說家。開始寫了好幾段不錯，但是一串起來就沒信心。這都是慢慢琢磨的過程。當這個事兒有五六成的把握的時候，我覺得就可以做了。”

　　 制片人和導演

　　 柯利明當年在網上看了微電影《老男孩》之后，找到了肖央。肖央覺得柯利明跟其他制片人有些不一樣。“他跟我說，你不用著急，愿意做，咱們就做，但是好多東西是需要積累的，好酒是需要釀的。這跟我的想法一樣。”

　　 “我一直想找新導演合作，我發現他們的音樂、故事、思維方式和表演方式都很特別。”柯利明說。

　　 作為制片人的柯利明和作為導演的肖央產生過許多爭論，嚴重的時候，甚至幾個星期都不說話。“我們改了很多個不同的方向，想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后來選了現在這個故事。既有《老男孩》原來的東西，又有類似美劇講故事的結構，還有男性電影必備的一些動作。可能弄一稿就幾個月，然后大家又感覺不對，不夠有分量，不夠電影，所以我們就一直往后延。從表現手段上講，我更多地希望能用很商業的方式來表現很文藝的東西。也有一些細節會有分歧，包括制片成本、宣發手段等等。比如，我們真的去美國拍嗎，還是在國內完成？”

　　 制片人跟導演之間似乎都是這樣，永遠會產生不同意見，而中國的電影人應該學習怎樣的制片人制度也是一個討論已久的話題。

　　 “中國沒有真正的制片人，我也不是。”柯利明說，“好萊塢的制片人都是很有經驗的，是每一個部分都很懂。劇本很懂，拍攝手段很懂，人物很懂，整體合在一起也很懂。我們還沒達到那個水平。我覺得，沒有誰規定制片人非要怎么樣，也沒有誰規定導演非要怎么樣，關鍵是看彼此匹配的程度。肖央是一個在許多方面很有才華的導演，我在里面更主要的作用是，幫助他在大方向上、商業性上去把握，包括組織運作，還要幫他做營銷、統籌、成本的控制。廣告怎樣精準投放，以及投放的量，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如何給電影做廣告，柯利明舉了一個例子——一個在北京通州居住的人，如果早上坐地鐵去國貿上班，怎么讓這個人三次遇到《老男孩》？“我們在微信上制造話題，一個坐地鐵的人，可能會從朋友圈先看到，這是第一次。然后呢，我們會到地鐵投放廣告，這是第二次。當這個人出了地鐵，走進辦公樓，還要看到廣告，這是第三次。我們要做到這三覆蓋。”

　　 電影上映前，從電影的貼片廣告、新聞、網站、電器連鎖店的電視里，都會有《老男孩》出現。這是交叉覆蓋。與這些形形色色的手段相比，《老男孩猛龍過江》最成功的營銷是那首看上去跟電影八竿子打不著的“神曲”《小蘋果》了。

　　 你是誰的小蘋果？

　　 《老男孩猛龍過江》還沒上映，電影的宣傳曲《小蘋果》就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成為廣場新寵，大媽們和小年輕們都開始學跳蘋果舞步。從這首MV的畫面看上去，仿佛是好幾個滑稽故事的拼盤，充滿喜感。

　　 “如果《小蘋果》的MV和音樂是一個完整作品的話，其實它是用最快樂的語氣去描述最悲傷的事兒。”肖央的回答讓人感到意外，顯然，很多跟著《小蘋果》樂呵的人沒感覺出來。“這是多么悲傷的事情”——整容失敗、亞當和夏娃吃了蘋果之后人類從此萬劫不復、詛咒下的王子和公主不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戰爭摧毀了青梅竹馬的家庭。“按理來說，悲傷該用悲傷的語氣來講，但我們用特快樂的語氣去講，最后，所有經歷苦難的人在一起跳舞。我就反著去拍這個歌。”

　　 《小蘋果》里的內容跟電影一點關系都沒有，“只是一首宣傳曲。”歌中強烈的迪斯科復古電音，讓人想到80年代的街頭，這是詞曲作者王太利向“阿里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個快樂的青年……”這類的舊年曲式致敬。肖央在哼起這段曲子的時候，讓人恍然覺得時光倒流。

　　 此外，還有很多人會對《小蘋果》這樣的歌說：俗。

　　 肖央覺的，俗和雅的區分，是人有意識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有趣，做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有思想無趣還不如有趣沒思想，孩子最有趣，也最沒思想，多純真。當然我希望有趣和有思想能夠結合起來，又有趣又有思想，這是我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小蘋果》的推廣有一套營銷手段。柯利明并不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因為“筷子兄弟”之前還做過其他作品，傳播范圍并不廣。“《小蘋果》更多歸功于詞曲作者王太利的音樂才華。”柯利明覺著《小蘋果》能在廣場上受歡迎是一件特別好的事情。“大俗即是大雅。如果大媽們不跳的話，可能大家就不知道有《小蘋果》這首歌。我們做過《父親》，那么辛苦，那么認真，但大家沒有跳，沒有那么大影響力，也不是說那個不好，也不是說《小蘋果》低俗，我覺得就是一個流行文化，我們希望讓更多的人喜歡。《小蘋果》就像一個戲劇開場前，一個小丑跑出來說，我們今天晚上演的是莎士比亞，但是不好意思，各位，為了吸引小朋友和老朋友，我們用了這么一個開場的手段，這也是西方的經典手段。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們這里來，知道有這個電影。”

　　 《老男孩猛龍過江》還在延續著這種肖央想表達的東西——一個人如果實現不了自己的夢想，該怎么接納一個不完美的自己，該用什么樣的態度面對不如意的人生？“今天的社會都是盡量把生活描繪得美好一點。但那些被描述的美好是生活本身么？你看那些偉大的作品，描述的是生活的苦難，很誠實，為什么誠實好？因為它讓你知道這就是生活的本質，你知道生活的本質之后，再進入生活，就不會太失望。你以為外面是夏天，穿著個夏裝就出去了，結果外面下著大雪，那不是自己找死么？”

　　 “你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嗎？”

　　 “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我是要很誠實地看到事情本質的人。這個世界的本質就是有人會不斷地犯錯誤，而且以人類的智慧建立起來的體系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相信和接納這一點才是一個好的開始。”肖央回答道。

　　 肖央是一個有表達愿望的人，所以，作為導演，他自己寫劇本。肖央在采訪中沒有表現出搞笑的一面，而是說了許多他對于社會的思考。“當代的中國，五花八門，紛繁復雜，今天展現出來的世界就是一個世界應該有的面貌么？或者說，這個社會給你的價值觀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么？主流價值觀以外，就沒有更好的價值觀了么？一個樸素的人和今天的主流價值觀之間有特別大一個空白。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安穩的落腳地，但是，都沒有，都是在追求主流價值觀的認同，追求不到就產生各種焦慮，各種對自我不能接納，各種對社會不滿。”

　　 “你理解的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什么？”我問。

　　 “你看這些年，被大眾推崇的都是所謂的商業英雄，要么就是當官的人，沒有什么藝術家，沒有什么哲學家，普通人就更沒有了。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這個社會有沒有這樣一種教育告訴你，這樣的人雖然沒有錢，沒有地位，但也值得尊重？沒有，我們的課本沒有這么教過。這樣的現實不是真理。”

　　 肖央認為自己也在這巨大的空白里邊。他大學畢業的時候，同樣覺得被社會推著只能往一個方向走。“當時房價就巨貴了，好像你不賺錢就會被這個社會拋棄了。我曾經一度就這么認為，作為廣告導演，好好工作、賺錢，不眠不休，為了買房子。后來我發現這些東西，它填不滿你的人生，而且它蒙蔽了你的雙眼，你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失去了很多真正珍貴的東西。你看我們小時候上學同學聊什么？畢業幾年同學聚會聊什么？在哪兒買房了，買什么車呀，全都是這種。要不就顯擺，要不就掩飾，混得不好的就不來了，沒別的了。”肖央接著說，“中國人在國外招人討厭，這是我們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個現象。為什么招人討厭？有點臭錢就覺得自己牛逼得不得了。真的不知道生活的方向應該是什么，就知道物質，揮霍之后又不斷地追求，這就是今天社會的狀態。”

　　 這些思考，被肖央帶到了電影里。

　　 中國的電影產業

　　 現在的中國電影市場，有一種生氣勃勃野蠻生長的氣息，一副不怕死活的樣子。“現在基本上屬于大家過來試水，包括我也算是試水。我是短片導演，我也不一定能說我能成功做一個好的電影導演。其他各行各業，有社會名望的人，包括韓寒、郭敬明，他們都在試水。大家都在圍觀，看你試的怎么樣？再過幾年就不會這樣了，大浪淘沙，會有更多專業化的導演。這是一個技術性非常強的工作，總歸有又職業又有社會名望的人出來。”

　　 《老男孩猛龍過江》是到美國去取景，《變形金剛4》是到中國來取景，都是過江過海，但雙方其實是不對等的。“我覺得中國電影產業跟美國電影產業的區別，可能和中國汽車產業跟美國汽車產業區別差不多。我們想建立像好萊塢那樣的電影工業體系的話，遠遠不夠。”

　　 《小蘋果》的MV是在韓國拍的，還特別邀請了鳥叔《江南Style》“騎馬舞”的編舞指導為《小蘋果》MV編舞進行指導。這些年，韓國電影工業的崛起引人注目，本土化和國際化的結合，成為了電影工業建設的典范。“韓國最重要的是什么都能拍啊，放得比較開，中國還做不到這樣，這其實是個問題，這就是各個國家的特色吧。”肖央說。

　　 肖央當年寫微電影《老男孩》劇本的時候，有一個版本的故事是：一個入獄的黑社會大哥，放出來后特別想走正道，喜歡唱歌，然后去參加選秀節目，還怕被小弟認出來。“挺逗的，但不好寫，因為不給寫黑社會。”

　　 《猛龍過江》得嘗所愿，因為是在紐約拍的，黑社會隨便寫。在這部電影里，除了黑幫片，還能看到青春片、歌舞片、動作片等等影子。

　　 “這是一個什么類型的電影呢？”我問柯利明。

　　 “我們現在把它叫‘幻想喜劇’。一個超現實的，離開現實但又基于生活的一個戲劇形式。”柯利明說。

　　 對于自己做的電影，柯利明有比較明確的方向。“我覺得我做的電影有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娛樂。去吃頓飯你一定希望好吃，對吧？我一直認為產品要滿足消費者某一個方面的欲望，而且這種欲望是要花錢的，讓他覺得是一種享受也好，是一個必需品也好，這是我所有電影的一個追求，一定是以娛樂為主。”

　　 “那其他題材較為沉重的影片呢？難道不需要嗎？”我問。

　　 “每個人的性格和產品不同。我沒有辦法去評價別的電影，但是我自己更擅長的、更喜歡的是給消費者帶來歡樂，你花了三十塊錢買這個票，我希望你開心。我就是一個產品經理，我就是更多地希望讓人們走進電影院，我就是做可口可樂的，我不是給人開中藥的。”

　　 柯利明說，《老男孩》這部電影不商業，更多是理想的寄托，同時，這部電影很娛樂。

　　 “你說的商業和娛樂，怎么去區分呢？”

　　 “可口可樂，包括其他很多東西，你說它商業嗎？它很商業，但它是不是給很多人在夏天帶來了一個舒服的感覺。很多中國今天的電影，完全就是為了把這個錢騙回來。我相信筷子兄弟在做微電影的時候是沒有商業模式的，我才敢說這個電影其實有很多理想在里面。肖央做這個電影花了5年，絕對不是商業，商業花5年時間的話，早就崩盤了。5年還不能做點別的事情掙錢嗎？商業分有道德的商業和沒有道德的商業。我做電影，希望對得起觀眾花的錢，這是一種商業道德。”

　　 柯利明的儒意影業投拍的一些電影《致青春》、《小時代》、《老男孩》，有一個共同特點：在電影出品之前，已經有大量的粉絲群做基礎。柯利明同時做電影和圖書，希望二者互為影響。“我不是拍腦門去選一個題材，或者拍腦門去用一個新導演。一定是我跟那個新導演接觸和了解，知道他的創作狀態，和他的東西結合會有化學反應。我是相信數據的人。你看，《老男孩》在網上有那么多的點擊量。辛夷塢的書在網絡上很多是免費的，讀者為什么還會花二十幾塊錢買紙質書回來看？心理學里面有個典型的賭馬效應，就是我曾經關注過這匹馬，有一天我沒有錢，但我一看這個馬正在跑，我會關注跑到什么地方了。如果讀者有精力和金錢，他一定會去電影院看。讀者到觀眾的轉化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我會有一個預期。”

　　 《變形金剛4》北京首映式上的亮相，只是儒意影業和派拉蒙合作的開始。柯利明說，在《忍者神龜》、《終結者》中，儒意影業會從派拉蒙分得一些投資份額。而儒意的一些圖書中的國際題材，也是派拉蒙感興趣的。“我們達成了戰略互換。”

　　 給《老男孩猛龍過江》取景的時候，肖央才第一次去美國。為什么要去美國拍？“大家都會覺得遙遠的地方有神秘的吸引力。長久以來，比如香格里拉，就是西方人幻想出來的一個美好的東方世界，其實香格里拉這個地方跟文學作品中的是一回事嗎？對美國的看法，中國人也一樣，來源于多種多樣的影視作品的一些拼貼，這個挺有意思的，美國是一個心理真實的美國。”

　　 柯利明說得更直接，沒有太多考慮，到美國去拍，就是形成反差。

　　 如今是互聯網時代，所有的距離都縮短了，世界已經是平的了。“在互聯網時代，怎么做電影？”我問柯利明。

　　 “我覺得互聯網時代的電影最大的優勢，就是民主。微電影是一票一票點出來的。大電影，不好你直接可以寫‘不好，我有意見’，然后，馬上我們就能看到。互聯網給了我們很多直接的意見和建議，我們能夠直接學習。”

　　 柯利明讀高中時就去了澳大利亞，在那里一直讀到碩士畢業，他之后從事的是金融工作，那是更賺錢的行業，但他轉行做了電影。

　　 “因為熱愛和喜歡，我對金錢有欲望，但我更喜歡電影。世界上很多東西你如果用錢看，那是沒法評估的。《老男孩》的一個粉絲曾給我們打電話說，曾經想自殺了，他的一個同學跟他講，有個微電影《老男孩》，你看一看。后來，他見到我們，跟我們講，他說看完《老男孩》以后他才發現，原來還有那么多的人跟他一樣生活得不如意，時間就像一把刻刀的確改變了我們摸樣！他因此而釋然了。《老男孩》值多少錢？《老男孩》那種真摯的情感，是沒辦法用金錢衡量的，中國的電影票房兩百多億，但是它實際上創造了很多很多的價值。”

　　 對于中國電影，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起碼是個好時代，我不敢說是個最好的時代，我也沒有見過。小時候我想擁有一輛拖拉機，覺得那很牛逼啊，那是我的夢想，但是，現在，我竟然還擁有了汽車。我們的口味是天天在變的，天天讓我吃方便面的話，過兩天我也會去吃烤肉，我喜歡美的東西和好的東西，電影能帶給我這些東西。”柯利明說。

　　 電影工業的主要構成是有號召力的導演。肖央喜歡黑澤明、宮崎駿，用他的話來說，他喜歡那些動真格的導演。“拿出最熱忱的赤子之心對待作品的那種人，不管拍哪種類型，都是很有力量，不是說掏槍才有力量。”

　　 《老男孩》主題歌里唱：當初的愿望實現了嗎？“你覺得你實現當初的愿望了嗎？”我問肖央。

　　 “實現了一部分。”肖央說，“我上大學的愿望就是做一個中國當代年輕人的文化品牌，能夠表現努力生活的普通年輕人的情感和趣味，當時是很模糊的想法。我現在希望把‘老男孩’做下去，‘老男孩’是有缺點又有夢想的普通人，我對這很感興趣。我們這個社會的普通人有什么啊，好像什么都沒有，需要認真去做一些事情，找到一些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