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王府井地鐵口賣藝行乞的前世界大運會體操冠軍張尚武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人物。

　　受傷退役，偷竊入獄，賣藝行乞，構成了張尚武個人經歷的主線。新聞中，對于張尚武的境況，張尚武的家人、隊友、教練以及公眾，看法并不一致。一種觀點認為家境不佳的張尚武，性格悲觀，自我放棄鑄就自身的沉淪，另有人說舉國體制對退役運動員的教育和安置滯后，造成了從冠軍到乞者的墜落。

　　無論是哪派觀點，回到話題的根源，其實都集中在“前世界冠軍”和“行乞”這樣兩個詞的組合之上。張尚武之所以引人關注，也在于這種組合強烈地刺激了我們對“世界冠軍”和“乞討者”這兩類人的日常感受。我們已經擁有不少世界冠軍，也不會對路邊一個賣藝乞討者感到格外驚訝，但兩者加之于同一個人身上，就成為了刺眼的新聞點，造成了沖擊和撕扯。

　　對于體育發展和運動員培養上的舉國體制，社會已經有所反思，但在張尚武這樣的事例上，社會的看法卻常常是矛盾的。我們既不能接受一個體育冠軍因為冠軍的頭銜獲得一切超于正常的獎勵和發展機會，實際也不能接受一個曾經的冠軍淪落社會底層，乞討求助。這種矛盾的根源在于，在社會的視野里，已經習慣于都把他們當作“另一種人”，應該擁有不同于正常社會際遇的人。

　　就我們日常獲得的經驗而言，世界冠軍從來都是一個光耀的身份，這種光耀不僅在賽場上，也體現在場下隨之而來的社會生活中。國家的體育訓練體制和獎勵制度，將這種“體育人”和“社會人”作出了明顯的區分，從而形成一種個人特殊發展道路和環境。在道路和環境的特殊之處在于，成績和獎牌昭示了一切可能，比如就讀于名牌大學，豐厚的物質獎勵，以及成為各種成功學的范例，與此同時，如果一個世界冠軍走向落魄，走向賣藝乞討就成為意外，形成沖擊，成為新聞中所講的“體制的棄兒”。在我們的意識里，體制不應當放棄一個世界冠軍，不應當讓他走向人生歧路，也不應當讓他存在生存技能缺乏的問題，更不能讓他依靠賣藝乞討生活。

　　這就是當下“體育人”和“社會人”的差別。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大多數人不會對一個普通的社會青年，哪怕是一個曾經成功的青年因為自我沉淪和放棄，走上行乞之路感到特別的意外，卻對一個世界冠軍的靠獎牌和倒立乞討不可接受。原因就在于，我們都把張尚武當一個徹頭徹尾的“體育人”看待，而沒有把他放進我們日常真實的社會中，放進“社會人”各種起起伏伏的人生境遇中。

　　實際上，與其說張尚武的境遇讓人慨嘆世界冠軍的落魄，不如說他的人生，沖擊了當下“體育人”與“社會人”之間的差別，以及由這種差別形成的社會觀念上的慣性和固化。(李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