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甲午戰(zhàn)爭120周年忌，中國和日本的固有矛盾再次凸顯。這種矛盾是超越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之外的，是地緣特征的沖突，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較量，本文試圖客觀地對千百年來日本的民族特性和侵略思想的特點和淵源進行總結，并與同時代的中華文明進行對照，為這一對矛盾庖丁解牛。

　　第一、日本文明的精髓是注重精神力量和進攻思想，產生環(huán)境與中華文明有根本不同。日本文明從一開始就和中華大陸的文明不同。中華文明的產生土壤是大河農耕文明。在西有大漠、東有大海的保護中，物產豐富，有廣闊的戰(zhàn)略縱深，自我認知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其它都是蠻夷邊幫，唯此是天朝上國。求和，求穩(wěn)，無需開疆擴土，大一統就是萬世基業(yè)，守成特點明顯。日本文明的產生土壤卻是富于冒險的海洋文明。資源匱乏的島國，無戰(zhàn)略縱深，發(fā)展空間受限，東有大洋，只有西邊才有發(fā)展的空間，但西邊又有強大的大陸文明的客觀存在。無論大陸文明是否主動威脅，都成為島國發(fā)展的障礙。使島國時刻充滿危機感和進取心。而在物質資源匱乏的背景下，神道教的傳統使日本文明對精神力量有一種原始崇拜，物質匱乏精神補。注重精神的力量，為了生存而進攻和侵略的特性，從日本民族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定的了。

　　第二、日本文明的特點是學習性強但沒有原創(chuàng)性，產生機理與中華文明根本不同。中華文明是古老的文明，與世界上其它古老文明一樣是獨立產生的，具有原創(chuàng)性。自我發(fā)展，自成系統，自我更新。但歷史的和傳統的慣性較大，崛起和衰落的周期都較長。日本文明比起隔海相鄰的中華文明，它要晚的多。公元57年，倭奴國使者拜見漢光武帝劉秀，受“漢委奴國王”金印。當時日本有成百個小國，倭奴國只是其中之一。從此，日本開始向中華強盛文明學習，一直持續(xù)了上千年。19世紀被美國叩關以后，通過明治維新，又全面向西方學習。相比于中華文明，日本船小好調頭。一個歷史時期中的全面落后，是日本國民特性具有強烈恥感文化的根源之一。也正是因為全面落后，沒有包袱，非常容易學習外來的一切，也敢于全面學習外來的一切。但這種積淀少的學習，優(yōu)點是速成，缺點是沒有原創(chuàng)性，少了核心動力，這在日本后來的經濟和技術的發(fā)展上也有很好的例證。

　　第三、日本文明在學習外來文明的過程中更加堅守本土化。結合自身特點對其進行了狹隘和致命的取舍。影響中華文明最深的儒家文化的仁、義、禮、智、信，傳到了日本就沒有了最核心的“仁”。這是因為“仁”與日本文明中富于進取和侵略的核心價值觀互相背離。在中華文明里，仁是大愛，是高于忠、義和孝的倫理觀念，是廣義的愛。日本人在學習中華文明中，沒有繼承中華文明中最為重要的這一美德，也沒有提出能夠代替“仁”的美德。忠、義、孝等小愛，成為日本人的核心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在天皇的神權思想的指引下，就是一種愚忠、愚義和愚孝。為了小愛可以犧牲大愛，沒有大愛的約束下的小愛是狹隘的，是可以被利用的，是具有攻擊性的，表現為謙恭隱忍和殘暴狂虐的共存，不受控，極富侵略性。

　　總的來說，日本文明是世界幾大獨立產生的中心文明交叉產生的一個復合文明，在夾縫中求生存，一直都是外來文明的集散地和復合加工廠，沒有形成能夠支撐大國實力的核心文明。地緣特點決定了兩千年來的成長特點：成長的小空間與成長的大愿望之間不匹配；成長的大愿望與成長的小能力之間不匹配。發(fā)動力足，但后勁不夠。這種兩頭小、中間大的戰(zhàn)略不匹配，使其整個文明狀態(tài)高度動蕩，容易走極端，經常沖的很高，又經常回到原點。

　　反思甲午，不能局限于甲午，2000年的中日交往史就是中日民族特性、文化傳統和地緣特征的博弈史和戰(zhàn)爭史。日本文明的“小”與“狠”和中華文明的“大”與“仁”，只要雙方的國民特性都沒有大的改變，這一對固有矛盾就很難改變。日本的侵略傳統不會變，中國的廣闊仁義也不會變。日本文明在大陸強則“忍”，大陸弱則“刀”。中華文明在大陸強則“制”，大陸弱則“危”。全在攻守之勢，力量對比上。所以中華傳統要主變，改變守成之勢，帶日本隨吾變，掌握戰(zhàn)略主動權。以史為鑒，今日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