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特族”越來越多，臺灣年輕世代同樣面臨高學歷而高失業的“兩高”窘境。《聯合報》6日刊載社論呼吁，為青年尋找出路，必須多管齊下。臺灣教育體制“只管招生、不管出路”的心態，恐怕非改不可。政府方面，應在教育制度上強化社會角色與人才形塑的供需均衡；學校方面，應在心理面與資訊面提供學生更充分的就業準備；企業方面，不妨釋放更多機會供學生實習，對于“尼特族”類型的初次就業者則多給予指點與包容；家長方面，請多鼓勵孩子破繭而出；學生方面，則必須積極讓自己作好準備以面對世界。　

　　全文摘編如下：　

　　《聯合報》系愿景工程推出“為青年尋路”系列報道，希望各界正視臺灣青年的高失業問題，為新世代出路迷茫的現象找到解方。此一議題已極為迫切，絕對需要政府和民間、藍營與綠營共同思考面對；否則，下墜中的臺灣競爭力，未來五年十年將更無以為繼。　

　　年輕世代面臨高學歷而高失業的“兩高”窘境，其實是國際間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一方面反映高等教育的供給與需求嚴重脫節，一方面也顯示工作機會的競爭樣態已不像以往僅限于自己所在地區的范圍之內，而隨著“地球是平的”進程，演化成跨度的爭逐。這是年輕世代必須認知的趨勢：你的競爭對手，已不只是和你一起參加考試的這些人。　

　　在這樣的大潮流下，我們也觀察到臺灣就業市場獨有的特殊面向：在一方面，許多需才的企業一直抱怨嚴重缺工；在另一方面，卻有許多年輕人遲遲找不到想要的工作；這和歐洲就業機會不足的情況截然不同。其問題根源，或可從“勞委會”職訓局輔導青年就業的經驗中發現線索：一，許多臺灣青年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二，求職者對于自己想進的行業存有極大的“想像偏差”。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臺灣青年就業迷惘的三大病灶，一是年輕人自己沒有做好就業的準備，以致想像與現實明顯脫離；二是教育制度在學生求學過程中未曾提供有效的就業輔導及咨詢，卻在高等教育量產擴充的迷思下，誤導了學生對人生追求的方向；三是歷經刻苦奮斗的上一代對子女過度呵護，或仍以傳統職業貴賤的想法左右子女的選擇，乃至稀釋了他們的獨立意志。　

　　撇開個人或家庭因素不談，政府如何在施教過程中提供學生更多就業指引和準備，并鼓勵社會和企業為新世代創造更友善的工作或實習環境，毋寧是更關鍵的課題。畢竟，從教育體制著手施力，將比個案經營更為有效。由這點看，臺灣教育體制“只管招生、不管出路”的心態，恐怕非改不可。　

　　放眼世界，不少國家及地區的作法可供借鏡。以在歐盟蕭條中經濟一枝獨秀的德國為例，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根據學生的表現和性向，進行文理及實科教育的分流；輔以精良的技職教育，打造出層次多元的社會分工。德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進入大學，另三分之二的人則在接受專業訓練后進入各行各業，如此務實而符合社會金字塔構造的教育體制，打造出德國經濟不浮夸的持久韌性，自然也有利于減低失業率的問題。　

　　對比之下，臺灣偏重高等教育而貶抑技職教育的政策取向，則不僅無法提供足敷島內所需的人才，更對社會價值產生了嚴重的誤導作用，讓年輕世代掉入“高不成、低不就”的深淵。臺灣中階人才過剩，高階人才和低階人力不足，就是“量產式教育”最大的后遺癥。最近“教育部”推動“十二年教育”，開始強調適性發展；這個口號來得何其遲，內容又何其空洞。試想，德國學生從小四就開始進行初步教育分流，臺灣大學生卻直到畢業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能選擇延畢或念研究所以規避就業。高等教育走到這種地步，已形同在耽誤下一代的人生，但臺灣決策者可有警覺？　

　　這并不是說，大學都必須變成職業養成所或職業介紹所；而是說，教育機構不能自我隔絕于社會現實之外，乃至使自己教育出來的學生不知如何融入社會或為社會所用。不可諱言，近廿年來臺灣高等教育已出現產業化的傾向，各大學不斷追逐量的擴充與盈余的增加，包括課程的過度商業包裝。然而，大學所產出的最重要成品──大學畢業生，卻有很高的不良率，有些最后根本無法出售。那么，這個產業的績效何在？　

　　為青年尋找出路，必須多管齊下。政府方面，應在教育制度上強化社會角色與人才形塑的供需均衡；學校方面，應在心理面與資訊面提供學生更充分的就業準備；企業方面，不妨釋放更多機會供學生實習，對于“尼特族”類型的初次就業者則多給予指點與包容；家長方面，請多鼓勵孩子破繭而出；學生方面，則必須積極讓自己作好準備以面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