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公投否決了接受國際債權人的援助條款，公投之后，希臘議會又通過了新的改革方案，與此前國際債權人的要求相差無幾。但歐元區財長們卻對希臘失去了信任，連希臘自己也知道與債權人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不按常理出牌已經是“常識”了，也正因如此，歐洲的債權人以及那些出資援助希臘的國家對其已經沒有信任了。本來債權人希望希臘能夠換個比較靠譜的領導人，但是公投卻確認了齊普拉斯“反復無常”的合理性。雖然希臘換了財長，提出了比較靠譜的改革方案，但是誰又能保證齊普拉斯不會故伎重施呢？

　　從信任的角度來看，希臘已經不是歐元區的成員國了，歐洲央行的量化寬松沒有希臘的份兒。最近，歐盟也停止了對希臘的緊急流動性援助，如果不能達成協議，希臘即便不正式退出歐元區，那資本管制將持續下去，希臘金融無疑會處于“半凍結”的狀態。

　　對希臘來說，暫時退歐，看上去很美，但必然是個痛苦的過程，歐元區可以名正言順地卸掉包袱，齊普拉斯也就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了。公投是不是真的增加了希臘談判的籌碼呢？并非如此，雖然希臘提交的改革方案與之前公投拒絕的那個相差無幾，但是國際債權人就非常不理解，為什么要公投呢？到底是希臘議會說了算，還是希臘選民說了算呢？這個問題看上去很愚蠢，卻折射出現代國家治理的兩種不同套路。從理論上說，議會是民意的機構，是選民意志的集合，但實際上在同一問題上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公投作為一種直接民意的表達，在利益多元的社會中很難成為國家治理的主要方式，當年戴高樂搞公投，結果把自己搞下去了。齊普拉斯沒有被公投換掉，但是卻失去了與債權人談判的基礎。無論歐盟還是歐元區，其建立的基礎就是國家之間的信任，以及對主權的適度轉讓，這種結合的方式可能會造成“民主赤字”，但是卻提高了決策的效率。

　　希臘公投在兩方面損害了這種脆弱的信任：一是重大決策訴諸公投這種高度不確定的表達方式，因公投讓國際債權人驚魂未定；二是希臘在賴債的手段上花樣迭出，債務重組或者減記需要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協商，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要挾。

　　國際債權人和希臘已經相看生厭，但是誰也不愿意說出“退歐”這個字眼，歐元區多數成員國已經想把希臘踢出去，但還是希望希臘自己提出這個要求。當希臘的新改革方案不為債權人接受的時候，齊普拉斯會不會為當初的公投而后悔呢？ (孫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