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不該怕“手機”

　　這個夏天，與城管有關的種種新聞，像天氣一樣，出奇的熱。近日，北大畢業生小夏因用手機拍攝南京市南湖街道城管拆違，被強行拖上城管執法車，病歷顯示其胸椎壓縮性骨折。而在城管這邊，南湖街道城市發展科科長面對記者，聲稱是“依法行政”、“絕對文明執法，只是推推搡搡”，反倒是“管閑事”的大學畢業生“暴力抗法”、“阻撓執法”、“犯錯在先”。

　　雖然言之鑿鑿，但從現場視頻卻難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視頻中，小夏既未用言語相勸，更未以身體阻攔，只是一個用手機記錄所見所聞的旁觀者。用手機拍攝城管執法是否就是“阻撓執法”？要回自己的手機發生爭執是否就是“暴力抗法”？如果身為管理者的科長都搞不清其中區別，又如何指望城管隊員不粗暴行事？

　　如此劇情并不新鮮。從廣州男子被關7個月，到安徽中學生被圍毆，皆因“城管遇上手機”。但是，公共空間執法，如何免得了群眾圍觀？人人都有麥克風，又怎么管得住公眾發言？街頭拿手機拍攝也好，發微博微信吐槽也好，都是網絡時代的一種輿論監督方式�，F實中，從陜西延安到湖南臨武，多少與城管相關的熱點事件，都源于小小的手機攝像頭。

　　因此，試圖以暴力方式阻止手機拍攝，并非所謂的“文明執法”，而恰如論者所言，是以此壓制公眾的監督權利。隨意將公眾監督定義為“阻撓執法”，然后拳腳相向、棍棒相加，反而證明圍觀者的手機更為重要。只有“曬”在公眾的攝像頭下，讓執法者更感輿論之力、監督之威，他們的行為才會生出敬畏之心，也才會更規范。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細看屢屢發生的城管與商販沖突事件，盡管原因復雜，但是城管缺少行使權力的邊界意識和法治思維，顯然是重要原因。統一的城市管理法付之闕如，執法權限過于集中，執法事項過于龐雜，“先天條件”決定了城管執法權力過大、自由裁量過高，致使權力信馬由韁，跑出了法治的邊界。

　　說到底，對于公權力，法治方式是要以法制明確其責任義務、規范其行為方式，法治思維更是要堅守“權力尊重權利”的基本準則。如果不能厘清法條的內涵，被誤讀甚至被曲解了的法律名詞，就難免會變成一些人違法的借口，不僅傷害了法律的尊嚴，更折損政府的公信。

　　這個時代，遭遇手機拍攝的，絕不僅僅是城管。無論是誰、無論在什么地方，行使權力多一點邊界意識，對待權利存一份敬畏之心，才是真正的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李 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