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13萬余個議事協調機構，僅湖南就減少1.3萬余個，江蘇、內蒙古分別減少8472個和8081個。“協調機構”命名五花八門——領導小組、協調小組、委員會、指揮部、辦公室；時間自主掌控——常設型、階段型、臨時型；涵蓋行業(yè)廣泛——足療保健、鏟除豚草、西瓜辦、饅頭辦、生豬辦……“協調機構”過多過濫的背后，是對“機構法定”原則的漠視。（新華網10月22日）

　　這類協調機構，是指為完成某項特殊性或臨時性任務而設立的跨部門合作、協作機構。為何要設立協調機構？一方面是因為，面對重要而棘手的臨時性任務或突發(fā)性事件，其工作職責一時難以分解到單一機構，需要更多機構“聯合攻關”，甚至需要更高級別的領導“掛帥協調”，才能有效完成；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提高各職能部門重視程度，防止它們互相推諉，而把大家“捆綁”在一起。

　　由此可見，設立“協調機構”的終極目的，是為減少層級、協同作戰(zhàn)、提高效率。然而，當它的設立成為應對臨時性任務、突發(fā)性事件的“萬能鑰匙”時，當它成為突顯“領導重視”的“樣板戲”時；當“協調機構”越設越多，以至于領導都不知道他們“掛帥”了多少“協調機構”時，“協調機構”也就嚴重走樣了。最常見的兩種情形是，它成了“紙上機構”，只知道干開會發(fā)文的事；“協調機構”成了“空殼機構”，長期“沉睡不醒”，領導換了一屆又一屆也不終結其使命。

　　尤需詬病的，一是一些“協調機構”照樣成為“推諉機構”。一些跨部門事務貌似幾個部門都在管，實則幾個部門都不管，尤其是在沒有更高級別的領導“掛帥”的情況下，“協調機構”的多頭管理往往可能淪為“多不管理”，降低行政效率。正所謂“九龍治水水不治”。二是一些“協調機構”純屬因人設事、因人設崗，人浮于事。比如有的“協調機構”在整個機構下面又分設幾個協調小組，組長、常務副組長、副組長等一干人赫然在列。

　　所有這些，都使得一些“協調機構”幾乎成了“懶政機構”、浪費納稅人錢財的機構。有的“協調機構”，比如某些地方的“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西瓜辦、饅頭辦、生豬辦等，還成了謀取多個部門利益的“創(chuàng)收機構”——以“協調機構”的名義下發(fā)文件，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

　　砍掉13萬“協調機構”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最要緊的是建章立制，從制度上控制“協調機構”的總量，比如同一領導掛帥的“協調機構”不能超過多少，省市縣（區(qū)）各級“協調機構”不能超過多少；從制度上明確它的職責權限、存在時限、社會監(jiān)督渠道，以解決其運行混亂、職責不清、民眾難監(jiān)督等問題。若不能從制度上制約，“協調機構”也會陷入“清理后再出現，出現后再清理”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