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道德模范”為什么會做出販賣出生醫學證明這樣的非法行為？在“道德模范”和違法行為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聯系？兩種水火不相容的行為，為什么會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昨天，《華商報》刊登報道《一個“全國道德模范”的非法生意》，還原事情的原委，也揭示出“道德模范”光環下未必能看到、但值得深思的問題。

　　這篇報道告訴我們，何濤與其說是“道德模范”，不如說是“愛情模范”。她在男友、農民工侯燦因車禍癱瘓后，不顧親友反對與侯燦結婚，與其說是道德的力量，不如說是愛情、親情的力量。何濤從她所供職的婦幼保健所拿《出生醫學證明》回家，也是因為“我老婆經不住我的迷惑，最后答應給我拿出生醫學證明”。何濤在獲得道德模范稱號時說：“其實我照顧的是我的家人，這些都是我作為子女、妻子應該做的，作為一個年輕人，應該通過自己的勞動，用自己的雙手擔負起家庭的重擔。”她前前后后的行為都符合“照顧家人”這一宗旨，只是有的勞動合法，有的非法。把何濤與“道德模范”的名號分離開來，何濤的行為并不令人吃驚。

　　“道德模范”出事的新聞剛出來時，人們猜想可能是為生活所迫。但是，侯燦說，“現在生活壓力肯定是有，但比起當初最困難的時候，應該是好得太多了。”各種經濟幫扶，侯燦獲得低保資格，何濤調入區婦幼保健所，政府提供廉租房，孩子將來能在城里讀書——生活基本保障無虞；“這一切，讓侯燦和何濤都充滿了感恩之情”，但是，感恩之情沒有能夠阻止盜取《出生醫學證明》的行為，說明何濤內心缺乏道德感的有力、有效的約束。

　　道德源自內心，并表現為外部行為。“道德模范”應是兩者的統一。外部行為符合道德評價，不等于內心具有同樣高的道德感。顯然，有關部門對此沒有細加分辨、考察。他們太需要道德牌坊了。道德牌坊多，說明他們教化百姓有方。

　　報道說，何濤給很多關系戶辦過《出生醫學證明》，這其中有領導、同事，也有朋友，都不太合法，但何濤辦過之后沒人過問，也沒什么后果。同樣是非法，為什么行為的結果如此不同呢？除了非法出售牟利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領導、同事，也有朋友”，都是圈內人，而網上買家是圈外人。圈內人非法取《出生醫學證明》，可以避免司法追究；如果這時還說什么道德譴責，那就太書生了。道德評價和法律制裁都有雙重標準，換句話說就是潛規則。如果何濤堅持原則，不給關系戶辦《出生醫學證明》，她還能在婦幼保健所順利地工作下去嗎？為什么“道德模范”沒有改善自己單位的道德環境，反而被環境所改變？道德牌坊在潛規則面前為什么一點用都沒有？無論道德牌坊的豎起還是倒掉，潛規則屹立不倒，恐怕這才是道德的現實處境？

　　就像當初有關部門匆匆給何濤掛上“全國道德模范”的牌子一樣，現在他們又匆匆拿走了這塊牌子。跟著“道德模范”一起匆匆掛上又匆匆拿走的牌子，還有“人民代表”、“三八紅旗手”，“五四青年獎章”；當初掛牌子是正確的，現在拿走也正確的；何濤被贊美時，他們與有榮焉；何濤出事了，沒他們的事。道德牌坊倒塌后的廢墟，估計他們沒有興趣關注。他們的任務是尋找新的對象，把道德牌坊再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