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原西德馬克和日元相繼國際化，都先后經過大幅升值的時期，當時均未對本國經濟產生太大沖擊。但至1980年代后期，兩國在是否采取擴張性國內貨幣政策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結果是日本經濟泡沫愈發嚴重，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而西德經濟狀況則好得多。
談及這段歷史，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余永定，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專訪時表示，日本與原西德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一國在其貨幣國際化的過程中，尤應警惕本幣升值后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
“盧浮宮協議”的重要性不亞于“廣場協議”
余永定認為，國內在研究國外經驗時往往只關注到“廣場協議”和日元升值，而忽略了此后的“盧浮宮協議”。“其實，‘盧浮宮協議’的重要性不在廣場協議之下。在這一協議的簽署上，當時的西德央行正是堅持了自己的獨立性，才避免了日本式的泡沫和泡沫破滅后長期蕭條。”
1985年9月，發達國家5國(包括當時的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大廈簽署協議，一致同意通過國際“協調干預”，推動日元對美元升值。這次會議簽署的協議，史稱“廣場協議”。在此后不到三年時間里，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近100%。
但“廣場協議”簽署之后，由于美國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自身財政狀況，在廣場協議之后兩年多的時間里，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不僅沒有縮小，反而繼續惡化。美國貿易收支狀況惡化和外債的急劇增加，影響了外資向美國的流入，市場對美元信心下降。對于美國來說，在這種情況下讓美元繼續貶值弊大于利。
為了遏制美元繼續貶值，1987年2月，西方七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巴黎的盧浮宮召開會議，一致同意G 7國家要在國內宏觀政策和外匯市場干預兩方面加強“協調合作”，保持美元匯率在當時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此次會議簽署了“盧浮宮協議”。
“美國當時剛剛走出衰退，不愿意提高利率，于是向西德和日本施壓要求他們降息。”余永定告訴“金融大家談”欄目，“這兩個國家的不同態度此時展示得淋漓盡致。西德央行展示出自己強烈的獨立性，堅持國內貨幣政策獨立自主，強調國內的經濟形勢決定了不能降息；而日本對美國的要求言聽計從，采取了降息的政策，導致泡沫越來越嚴重。”
莫“誤讀”日本教訓，要克服“升值恐懼癥”
余永定認為，西德在處理匯率問題上的做法值得中國借鑒。“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西德允許馬克匯率逐漸升值，并實行了浮動匯率制。而事實證明，實行浮動匯率制，最終并沒有對其經濟造成太大沖擊。”
二戰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西德馬克與美元實行固定匯率。隨著戰后西德經濟奇跡的出現，到1960年代已經能夠持續保持連年順差。為了維持固定匯率，西德貨幣當局將巨額貿易盈余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同時產生了巨額的馬克投放。這逐漸在德國國內引起流動性泛濫，威脅到物價穩定，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和工人薪資等也面臨巨大的上漲壓力。西德國內就匯率改革展開了激烈爭論，要求讓馬克同美元脫鉤的呼聲也日益高漲。1973年3月，西德決定馬克對美元自由浮動，德國進入了浮動匯率時代。在持續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馬克也開始了漫長的“主動漸進”升值過程。從1970年代的馬克兌美元4：1，到1990年代逐漸升值到1.5：1，升值幅度達2.7倍。馬克的大幅升值并沒有給德國出口造成致命打擊，貿易順差依然連年擴大。
余永定認為，我國的一些官員和學者誤讀了日本的教訓，認為日本之所以會出現“失去的十年”，是因為“廣場協議”之后的日元大幅升值，最終釀成泡沫經濟。其實，日本的錯誤不在于讓日元升值，而在于因為過分擔心日元升值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在于“廣場協議”之后采取了極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是日本政界和學術界公認的看法，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看法。余永定向“金融大家談”欄目強調說，我們要學會克服“升值恐懼癥”。
中國央行應獲得更大獨立性
在“盧浮宮會議”上，西德央行的獨立性無疑令人稱道。余永定告訴“金融大家談”欄目，雖然西方國家的央行都有獨立性，但沒有任何一國央行像德國央行那樣，擁有“那么強烈的獨立性”。
據介紹，德國央行的獨立性具有強大的法律基礎。《德意志聯邦銀行法》規定：“德意志聯邦銀行在行使本法賦予其的權限時，獨立于聯邦政府的指示。作為歐洲央行體系的組成部分，只有在履行其職責可能的情況下，德意志聯邦銀行支持聯邦政府的一般性經濟政策。”
余永定表示，德國央行與其他國家央行的最大不同就是，其政策目標只有保持物價穩定。“有些歐洲國家央行，對保持幣值穩定之外，是否還要維護金融穩定等定位比較模糊。而在美國，央行(美聯儲)充當最后貸款人是無可爭議的。這一點，德國是不接受的，認為央行不應當充當最后貸款人，其責任只有一個，就是維持物價穩定。最近，隨著歐債危機的加深，情況也可能會發生某種變化。”
余永定表示，由于國情不同，中國央行的模式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照搬外國“但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進一步發展，應賦予央行更多的獨立性，使央行可以迅速對瞬息萬變的市場情況做出判斷和調整，而不需要通過一系列非常復雜和繁瑣的程序，否則最后不僅喪失政策出臺的最佳時機，也給市場釋放了不正確的政策信號。”余永定通過“金融大家談”欄目建議。
